大城市还不够，还必须建设大都市圈，因为都市圈的概念是，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口，基本是依托都市圈内的生产体系来满足生活消费的，这就是圈这个概念的由来。

我们的政策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经济适用房好像只是满足一个中低收入的产权意义上的住房，并不是社会保障，严格意义上不是福利了，而是政府大面积的强行干预社会财产的再分配。要有一个内涵，不同的时期不一样。

如果你有钱，你上私立学校好了，上贵族学校好了，提供经济适用房跟义务教育是一样的。住房权作为社会保障权内涵是什么呢？在各个国家的判例当中，崇尚和给予政府的积极责任这方面，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有房住并不一定是商品房意义上的，财产权意义上的住房。而且《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因为考虑到这个权利跟自由权不一样，它特别规定要求国家逐步采取方法，来达到供给这种社会保障的义务。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达到，像刚才说的香港只有 26％的人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房，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达到，高福利的国家，像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住房权，居者有其屋，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一个国家不同的部分含义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家在推行宪法第14条社会保障措施当中，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一部分人被抛入贫穷边缘的过程当中，要不要考虑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差异，是不是在进行新一轮社会保障过程当中，继续通过社会保障不平等的制度，加大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等。如果继续推行经济适用房，让城市人群享受如此高的财产额外所得，农村的社会保障怎么来看待它。这次的经济危机，中央可以靠它的国债资金介入到区域的城市化中，这是一个很有益的借机调整的方式，但中央政府也没有很强地介入进去，对这轮的城市化很难有作为，既没有完成整个国土的城市化布局规划，也没有完成土地的物业税改革。

日本在二战前就是发达国家了，而四小龙都是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像台湾地区，他们的工业就是一个吸尘器，不到几年就把农村劳动力问题解决了。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这些成本或者支出显得并不重要。许多区域都在此提高福利标准的竞争，这也是所谓的一个内部人可以控制的特殊机制。欧洲是分散的城市化，但东亚则是走大城市为中心的模式。

要降低城市化成本，政府必须要在三件事情上作出重大努力。估计最少还应有15年以上的贸易顺差，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过这条道路继续转移。

日本是典范，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基本上是这种模式。中国宏观统计口径上税负是那么多，实际上加上微观层面上的收费等，水平可能要高不少。拉丁美洲也是走大城市道路。另一道路就是东亚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约化城市化模式，尽量地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尽力地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最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如何重振发达地区的下一步发展，都要探讨新路子了，这些在工业化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何定位，如何独立发展出来服务业，是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第二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化的效应，能承载出更多的服务业的发展，承载更多的就业，要更多地消化从工业析出来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道路要采用什么模式？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到了决战中部的阶段。中国如果有这个资源条件，可能也是作如是选择。

中国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若把工业挤占过度，则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农民工现在离开城市，只能带走个人交的那部分社保，而企业交的社保是不能带走而留在当地的。

在土地短缺的基本约束下，如果仅凭自然之力，或者按照纯市场的逻辑，再加上政府的短期行为，只能把房价越炒越高。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发现，只要企业、制造业转移走，很多社保的钱都支付不起了。

土地基金就相当于香港的财政收入，它使得香港是个无税务区。他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当然现在随着服务业的外部进程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需求成为了另一种转移劳动力的新路子，这在东亚奇迹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出现。社保水平提高带来了企业的负担，五险一金的社保成本现在大概占农民工工资的35%以上，高的达到45%，这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经济项目为基准的，所以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都很高。这样下去，区域冲突会非常大。

但香港这套政府和地产商联手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它是土地基金。而税收也是围绕着支持生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少，所以收取的税也比较低。

社保支出的水平在全国区域中攀比的现象非常厉害，与行政管理费在区域性攀比的逻辑一样。1997年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直至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的水平。

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现在看是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了，论证很多，麦肯锡、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都测算了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2006年与改革开放那一年比，名义上已经增长了143倍。

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全世界来讲，虽然大国小国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时，就从起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期。西部各省的自然资源丰富，大不了学拉美，以卖资源为主，重点发展一产和三产。1985年俞正声在烟台当市长时，最先学的。一些大城市，像北京现在提出要达到45%。

第三阶段是1997～1998年，居民可以全面介入到住房的购买，可以借贷，而且取消了福利分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买卖由市场所决定，这才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城市化道路。本来按照亚洲传统，社保的水平是比较低的，但中国的社保水平是与一大批官员利益高度相关的。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的政府管理体制 对制造业的转移起决定作用的是运输成本半径，它不可能转移得太远。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撤离时，很多地方发现社保基金亏空，才发现当地的社保水平定得太高了，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一是合理规划，调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发展。有点解决温饱那感觉，是以进入临近城市为基准，从原来居住点转移到临近城市来进行城市化，是就近转移农业人口。

中国的房价接下来会不会走向一个更大的泡沫，也是值得观察的。地方政府该征地征地，该干吗干吗，只要保了耕地红线，与中央政府都没有关系，税收也没有关系，中央政府从城市化，从农地征用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干预的权力。但亚洲有一个很奇异的地区就是香港。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进入专题： 城市化 中部崛起 。

制造业是一个以全球供给为特征的产业，他不但满足本国需要，更是满足全球的需求，因此其规模能力能超越一国的边界快速转移剩余劳动力，迈向现代化，东亚四小虎就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了1.5万美金以上，进入发达国家。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普遍走向的是大型城市化模式。

社保的支出、行政管理费用的飙升和住房价格的上升，城市化成本主要由这三块构成。而在达到50%以上的水平后，城市化则是国家应该进行选择的城市化了。

这个说来话长，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李光耀为了让大家能够热爱新加坡，就搞了个非常低价的城市住房供给结构，国家亲自出动，强硬建立住房公积金，从而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化模式。整个亚洲的基本约束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多是优势，制造业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扩张性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型的，只要有制造业竞争优势，多少劳动力都能转移到工业部门，它的市场是全球性的，不是内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亚洲国家都要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